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十五章，梁启超纵论“年谱之效用，时极宏大”，并略加分梳：“学者之谱，可以观一时代思想，事功家之谱，可以观一代事变，其重要相等。”可梁启超没有说，假如某一伟人身兼学问与事功，其年谱是否更有价值。依我的想法，答案应该是肯定。现摆着一套三卷四册的《蔡元培年谱长编》（高平叔编著，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6），便可以从“思想”与“事变”两个不同层面阅读。
并非所有的伟人都适合作“年谱长编”，最好是谱主学问大，事功伟，思想复杂，牵涉面广，方能于其中显出时代之面影。这样的“长编”，才值得作者认真经营，也才可能引起研究者的普遍关注。此前，丁文江、赵丰田编著的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）和胡颂平编著的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，1984），对于研究现代中国思想、学术乃至政治史的人来说，都是案头必备之书。依我的浅见，高先生的《蔡元培年谱长编》，大概可以加入这一专家“必备书”的行列。
其实，近年出版的年谱并不少，也有相当见功力的。我之所以对上述三书情有独钟，除了谱主本身的魅力，还有一点，便是看重作者与谱主之间的微妙关系。与远隔千山万水的“闭门造车”不同，这三书的作者，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谱主“时近地切，见闻最真”。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，梁启超对四类年谱的价值作了详细的分理，对“作谱人直接奉手于谱主闻见最亲切者”、“出于其最得意门生之手，能深知其学也”期许甚高。闻见亲切，除了资料掌握的方便外，更有可能对谱主学术与精神的理解较为深入，可以超越世俗的毁誉。这些都显而易见，不必多费口舌。我想补充的一点是，做一部好的“年谱长编”，需要眼界开阔，搜罗广泛，考订精审，而且持之以恒。这种工作，大学者不愿为，嫌其琐碎；小学者又做不好，因缺乏胆识。真的愿意几十年如一日从事此项工作者，往往是对谱主的人格与学问有绝高的景仰，否则难成其大。
当年梁启超去世，友人丁文江负责编撰年谱，后又物色到助手赵丰田，从1929年开始征集资料，到1983年修订本问世，时间跨度是半个多世纪。赵丰田在修订本的《前言》中称：“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的编纂和修订，竟然和我一生的历史研究相始相终，诚非始料所及。”余英时为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作序，称“颂平先生是最有资格编写这部年谱的人”，理由是作者少年从谱主念书，又在谱主最后四年的生活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：“他不但担任了谱主的主要文书工作、是谱主的私人顾问，而且实际上还照顾着谱主的日常主活。因此他有机会观察谱主最后几年的一切言行。”有这一难得的经历，再加上作者锲而不舍的努力，十五六年后方才完成此三百万言的“初稿”。
与丁、胡不同，高平叔既非蔡元培先生的挚友深交，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入室弟子，只是略有交往的晚辈。只因主动请缨，受谱主之托，开始整理蔡氏的著作与传记。而后一发不可收，竟放弃自己的专业（国际经济），成了中国最重要的“蔡元培研究专家”。高氏受托之时，乃翩翩少年，六十年后“年谱长编”完稿，则已是耄耋老者。如此信守承诺，不负所托，颇有古侠风范。读其书卷首题为《为了蔡先生的嘱托》的自序，很难不为之动容。
可是，正如梁启超所告诫的，门生故旧所撰年谱，有便利也有陷阱，那就是“亲故之口，虑多溢美”，故还需辅以史家的良知与胆识。最怕的是作者为了避讳，或为了配合一时一地意识形态的需要，而刻意“美化”谱主，删除其“不合时宜的思想”。对中国现代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，1927年国民党之发起“清党运动”，蔡元培起了重要作用。作为历史评价，你可以说三道四；而作为“年谱长编”，则不应该有丝毫回避。高书对此事基本上采取有闻必录，按而不断的态度，我以为是可取的。尽可能多地保存原始资料，以便日后之修史，而不是匆忙下结论，为谱主“争取更大光荣”，这样的“年谱长编”，方才有长久的价值。
如果说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的最大长处在于保存了大量梁氏与其师友的来往信礼，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的特色则是师法谱主《章实斋年谱》的创例，将谱主五十年中论学论政的文字“都择要摘录，分年编入”。《蔡元培年谱长编》出版在后，体例上理所当然地择善而从，吸取了上述二书的特长。至于此理想化的设计不曾落空，得益于作者长期从事蔡元培著作的搜集与整理，三次主编“全集”，熟悉蔡先生的“只言片语”。
此外，还有三点值得表彰。第一点作者在自序中已有交代：“我曾以半年多时间，将1902－1937年的十几种旧报……逐页逐条检索”。相对来说，刊物的查阅比较容易，正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；报纸则浩如烟海，且大都没有适当的索引，必须一页一页地翻阅，难度要大得多。但如果想钩稽史料、考订史实，报纸其实比杂志更有用。第二点则是从同时代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，搜寻谱主的言行。比如1917年里，便采纳了张元济、严修、鲁迅、周作人的日记和胡适、顾颉刚、梁漱溟和傅斯年等人的回忆文章。假如考辨精确（回忆录并非都可靠），这是个很好的扩大视野的思路。以高书而言，似乎还有进一步发掘的余地。第三点表面上有点琐碎，但很实用，那便是在目录页标出谱主当年大事，以便读者查检。这实际上是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所提倡的“纲目体”，此体据说为明人钱德洪《王文成公年谱》首创。虽说事件孰大孰小，取舍不易，但为读者计，还是值得尝试的。
回到文章的题目，“为了蔡先生的嘱托”，在我看来，并非只是纯粹私人性质的知恩图报。为先贤编撰资料翔实的“年谱长编”，乃每代学者应尽的义务。不只是对先人表敬意，更是对后人负责任。因此，我更欣赏蔡元培在刊印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的“缘起”中所说的，“后死者之责，稍稍尽矣。”有趣的是，高氏的自序，也引蔡先生此语作结，可见学术薪火代代相传的本旨，并未被个人恩怨所遮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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